权力滥用     允许试错就是允许瞎折腾                          

 蔡馥敏

为免除促进开放工作创新者的后顾之忧，重庆在立法促开放时特别设置了容错机制。全国首个促进开放的地方法规《重庆市促进开放条例》于1月1日起施行。其中规定，开放工作效果不好，或造成损失，只要程序符合规定，未谋私利，可减轻或免除有关人员的责任；政府对于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未规定的事项，可在职权范围内先行尝试。

《重庆市促进开放条例》这个条列就是典型的权力滥用，因为如果把这个条例放置在30年前，可以称得上是创新，而放在当今时期用来开拓新的工作就是完全的不合时宜。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试验经济在取得所谓的成绩时也显露出了监督管理失衡的社会运行无序状态。这种状态在2008年可以说是给每一个管理者都敲响了警钟。

改革什么？创新什么？政府职能部门在社会管理运行中到底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脚色？如果这些问题不搞清楚，而是一味的为了改革而改革，为了经济而经济，那么，政府管理监督职能部门依然还是原来的老样子——权力滥用。虽然给出了试错的前提条件：程序符合规定，未谋私利。然而，在目前的现实生活中，“程序符合规定”的规定简直就是等于没有设置；“未谋私利”这一规定就等于告诉当权者，只要不被查处，一切试错贪污、假公济私都没有问题。

中国的试错成本已经够大的了，不要再为庸官和腐败官员的腐败和无能乱开口子了。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科学的运行，任何改革都要在事前作充分的调查研究和民意征求，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进行。企业可以创新、科研机构可以试错，而党政机构则不能搞试错。这就要求国家在制定法律法规时要有战略眼光，作为执行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的要求就是严格执行党纪国法。

为什么现在的上访者那么多？为什么现在的群体事件频发，就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一些部门的掌权者借改革开放的机会把国家的法律法规置于脑后。现在不是让这种行为得到合法化，而是必须纠正。改革开放就一点要试错吗？未来的中国管理机制是既要开放又要不能试错。有能力的官员就接受，没有能力的官员部就靠边站，而不是为庸者找借口，为腐败分子找舞台。

就比如说，现在的经济危机问题，一个学者在2007年7月出版的书里就作了大量的论述，可我们的管理者有谁重点关注过？党的领导要统一思想，而经济发展却不能自欺欺人，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要科学管理和监督。而纵观我们过去所走过的路则是职能错位，权力滥用。该管理的放弃应有的管理，该放弃的却仅仅不放手，最终形成的结果就是企业也叫苦、民众也叫苦、作为监督管理者也在叫苦。

为什么叫苦？因为在一些部门和一些地方矮子去跳高，瞎子去领路，小偷去管理财务，大盗去管理金库……管理乱套，职能严重错位。九个部门管不好一个食品，八个部门管不好一个房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这种条件下允许试错原本就是错误的，这种严重的错误还要用地方条例作规定，说明了重庆相关领导干部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水平已经不适应新的领导工作了。

作为地方党政机构，地方的任何条例不能挑战国家的法律法规，只能依法执行。如果说国家的法律法规严重不适应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地方政府应该提出改进建议，请求国家经过相关程序来修改或者重新修订。目前，中国的国情不是联邦制，也不是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很多事情不能仿效西方的制度基础搞地方特权。

缺少相应前提条件的目标希望是无法达到既定效果的，在这一点上必须考虑清楚。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正在以信息高速公路改变着、分离着、集合着，只有顺应这条高速公路的线路来设计未来的发展和改革之路才是最优的选择。如果背离了这条高速公路的发展潮流，依然抱着前30年的老调重弹——试验经济，那么未来之路将让各级监督管理部门时时处在社会矛盾的焦点上。

一个广东富裕了，中国就富裕了吗？一个重庆富裕了，中国就富裕了吗?是不是说前30年给与广东诸多政策优惠，造就一个改革开放的样板，后30年又给重庆更多的优惠政策，再造就一个富裕的样板，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成功了？中国现在要的不是制造典型和样板，而是需要做统一部署，科学决策，全国一起前进。

信息高速公路已经打破了时空的隔绝状态，上千万的大学毕业生是新经济的支撑点，中国没有必要再重复低效的投资，没有必要重复昨天的试验故事。理顺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关系，让企业脱离政府部门的温暖怀抱，各自走上自己运行的轨道。让国家的管理监督体制呈现出良好的运行状态比制造一个明星城市要重要几百倍。错误的方针政策只能造就更多的错误，任何试错的想法只能放在科研机构的试验室而不能放在现实生活中。现在完全具备这种条件了，不应该再让庸者和腐败者折腾了。